国粹人人钱穆生于1895年，卒于1990年，高寿九十有六。钱穆生平著述不辍，暮年目盲，不能握管，则由其口述，夫人记录成文，他最后一部著作《晚学盲言》就是这样写就的，他死后留下了54册、1700万言的皇皇巨著。

　　清代学者李恕谷说：“结交以自大其身，求士以求此身之不朽”，钱穆之不朽与他学生的大力大举揄扬是分不开的。今世史学人人严耕望、余英时都出其门下，钱门学生及再传学生各据港台、欧隽誉牌大学之要津，想要钱穆死后寥寂也难。

　　研究写作、课徒授业都必要充沛的精神和持久的生命，以是钱穆精力状态之精采、身材之健康远超同期间的一些史学人人，如陈寅恪、顾颉刚等人。他熬炼身材的要领确有过人之处。他常年操练太极拳，曾以一招“揽雀尾”惊走了敢在他教室上捣乱的陌头泼皮；他亲爱远足，据严耕望在《从师问学六十年》中记述，钱穆在四川齐鲁大学国粹研究所任教时，常和门生一路郊游散步，借以调度精力。

　　这是他“动”的健身要领。他“静”的健身要领——静坐，以凡人的目光来看，颇带几分隐秘性，但结果也许更好。

　　钱穆体弱，于秋季经常抱病，他在无锡县立第四高档小学教书时，正吃苦自学，仿昔人刚日诵经、柔日读史的例子，天天朝晨神清气爽之时读经、子等难读之书，夜晚则读史籍。以是抱病经常会打乱他的进修打算。

　　一日，他有时中读了一位日本人写的书，说不长命乃人生的一大罪恶，以是应全力考究一般卫生。其时他正读陆游的诗，陆放翁暮年的作品让他“心中大高昂”，他认为人不高寿乃是人生一大羞辱、大处罚，由此下定刻意，于一般糊口上求纪律化。他此前已经开始修习静坐，自此越发勤勉。

　　钱穆的静坐要领学自天台宗的《小止观》，他在《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中曾具体记述静坐的颠末和静坐时的感觉：

　　“先用止法，一念起即加榨取。然余性躁，愈禁愈起，终不去向。乃改用观法，一念起，即返观自问，我从何忽来此念。云云作念，则前念不禁自止。但后念又生，我又即返观自问，我顷方作何念，乃忽又来此念。云云念之，前念又止。初如浓云密蔽天日，后觉云渐淡渐薄，又似清风微吹，云在移动中，忽露天日。所谓前念已去，后念将来，瞬息间云开日朗，满心一片大光亮泛起。纵不半晌，此景即逝，然即此半晌，满身得大解放，快乐无比。云云每坐能得此半晌即佳。若能坐下全成此一半晌，素食，则较之催眠只如入一睡境中者，其佳更无比矣。余遂益坚静坐之功。”

　　《小止观》又名《童蒙止观》、《修习止观坐禅法要》，是天台宗的首创人智者人人为他未出家的哥哥陈鍼所写，席卷了天台三大部之一的《摩诃止观》的精要部门。该书之《协调第四》不单对静坐阐述甚详，并且还讲了调食、调息、调心等各种窍门，极端轻盈适用。

　　钱穆凭证《小止观》的步伐静坐，很快实其着实地发生了效用。据其自述：“一日，余站梅村桥上等待自城至荡口之航船，唤其停靠。余上船，坐一老人旁。老人顾余曰，君必静坐有功。余问何故知之，老人曰，观汝在桥上呼喊时，双目炯然，故知之。余闻言大慰。”

　　静坐不单使钱穆的身材由羸弱转为矫健，并且对他的生理也发生了起劲的影响。他贯通到人生之最大学问在求能虚此心，心虚始能静。而心虚、心静正是学者渴求的。（其自云：“余因此悟及人生最大学问在求能虚此心，心虚始能静。若心中自恃有一优点即不虚，则此一优点，正是一坏处。余方苦学念书，日求长进。若果时觉有优点，岂不将日增有坏处？乃深自鉴戒，悬为己戒。求念书日多，此心日虚，勿以自傲。”）

　　1938年，钱穆撰述《国史纲要》时，借居云南宜良岩泉下寺，周四乘火车去昆明西南联大任教，周日返回，平常就在住处念书、写作。看似单调的糊口，他不觉得苦。寒假时代，汤用彤和陈寅恪来宜良看他，陈寅恪对钱穆说：“云云沉寂之境,诚所难遇,兄在此写作真大佳事。然使我一人住此，非得精神病不行。”越来岁，钱穆返回苏州，居于名为耦园的一废园中，该园面积宽大，三面环水，有池林之胜，又清幽怡神，钱穆在此完成其另一名著《史记地名考》。可知，静坐对钱穆的学术奇迹助益良多。

　　摘自《北大禅学》（原题：钱穆与静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