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佛陀的教化重于正面的宣导慈悲与戒杀，重视以身示教，鼓励弟子们自觉领悟慈悲的要义。佛教重于行门，当修持者对于慈悲有了深入而真实的体验时，他们的身心是无法接受有伤害性的食物。而且，佛陀治律并不喜欢用强制的方式去规范他人，而更倾向于正面的引导，故重说慈悲戒杀，而于禁制乃是“随事渐制”，即弟子犯了伤害性的事件，影响到僧人或僧团的整体声誉，佛陀才会制律予以规避。

　　中国佛教徒对于佛陀的这一教导风格有着深入的体会与智慧的诠释。与中国佛教素食主义相关的一个有趣的问题是，中国佛教徒对于印度佛教从初期不严禁肉戒到大乘佛教开始严格地主张素食主义这一历史的转变，有着一种独特和巧思的理解与论述。他们认为佛陀的制戒是阶段渐进式的，就是说，佛陀初期弘教制戒重于“方便”，允许弟子在特殊情况下可以肉食，但同时表明这并不是佛陀的根本教义，而是一时权宜之策。六世纪著名的中国佛教徒沈约写了一篇题为《究竟慈悲论》的文章就提出，佛陀“开设三净”乃是“用申权道”，方便说法，等到《涅槃》等大乘经典的出现，禁制肉食，明确否定方便食肉才是“大明隐恻”，慈悲为尚的圆满之说。这一说法是有经典根据的，实际上，在印度大乘经典出来后，就有对三净肉进行明确的戒禁，而主张“许三种者，是渐禁断”，渐渐地禁止肉食，而后逐渐全部断绝肉食，令其修学。就是说，佛陀的教导素食是一个经历了由方便启蒙（允许食三净肉）的小乘教到彻底素食主义大乘教的嬗变。从佛教的肉食禁戒来看，中国汉传佛教的素食主义正是大乘佛教发展的高峰。

　　中国汉传佛教中的素食生活在六世纪被确定为必须遵守的戒规，同时也对中国的俗世生活产生了深入的影响，就是说，汉传佛教的禁杀所引发的不仅仅是佛教内的茹素之风，还涉及到更全面性的禁断与日常生活中的定规。如帝国不仅于佛教全面禁肉，于世法上的祭祀等活动也一并要求禁断牺牲而“始用蔬果”，由禁肉进而完成守斋、断屠、禁猎、戒革（穿动物制品）等仁道护生与好生方式的推广。

　　除了佛教徒要求长素，中国不少民间生活中也形成了如早斎、六斎日（即中国农历的每月八、十四、十五、二十三及月底最后两天）等风俗文化。可以说，自六世纪以来，与素食相关的戒杀护生运动，经由国家政治力量的运作而逐渐成为中国生活伦理中的一种禁规与习惯。虽然素食在中国被认为是与佛教传统密切关联的生活教化，但是我们不能以为这仅仅是佛教徒的戒律，而是关乎整体人性的慈悲与教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