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衒之是我国禅宗史上一位有影响的人物，是唯一受到菩提达摩的单独接见和开示的佛教居士，更是真实记录北魏时期佛教概况和菩提达摩在洛阳的活动史实，为后世留下极为珍贵的佛教史料的佛教学者。

　　杨衒之，又作“炫之”（生卒年月不详）。北平（今河北保定）人，北魏末任秘书监、奉朝请。东魏时任期城郡太守、抚军府司马。是虔诚的佛教信徒。梁代普通年间（520-526）菩提达摩来洛阳住少林寺，面壁而坐，终日默然，人莫之测。一日，达摩与徒众往禹门千圣寺，留住三日。时城郡太守杨衒之请求晋见。达摩在人们印象中是一个比较难见和不好说话的人物。他与梁武帝相见，话不投机，不欢而散；北魏孝明帝曾三次征诏不见；慧可求法，“断臂立雪”等事例都很能说明这一点。但是，杨衒之晋见，达摩却热情地接见了他，且交谈甚契。衒之问：“西天印度师承为祖的道法怎样？”达摩说：“明佛心宗，行解相应，名之曰祖”。衒之又问：“此外怎么样？”达摩说：“须明他心，知其今古，不厌其无，于法无取，不贤不愚，无迷无悟。若能是解，故称为祖”。衒之又说：“弟子归心三宝，已经多年了，至今仍然智慧昏蒙，尚迷真理，愿大师慈悲，开示宗旨。”达摩乐意地接受了请求，为他开示。作偈说：

　　亦不睹恶而生嫌，亦不观善而勤措。

　　亦不舍智而近愚，亦不抛迷而就悟。

　　达大道兮过量，通佛心兮出度。
　　
　　不与凡圣同躔，超然名之曰祖。

　　这段开示，对于如何成佛作祖，指明方向。对杨衒之来说如醍醐灌顶，得大智慧。他悲喜交加，万分感激地说：“愿师久住世间，化导群有”。达摩说：“吾即逝矣，不可久留。根性万差，多逢患难。”达摩把自己在华曾五次受毒被害之事，也无私地告诉了衒之。衒之听后，很是气愤。忙问：“不知害你的人是谁？弟子为师把他除掉。”达摩说：“我以传佛秘密，利益迷途。害彼自安，必无此理。”达摩与杨衒之初次相见，一见如故，成为亲密的知心朋友。最后为之作忏说：

　　江槎分玉浪，管炬开金锁。

　　五口相共行，九十无彼我。

　　衒之听说此忏，莫究其端，默记于怀，礼辞而去。

　　杨衒之是一位具有一定文学才能的学者，他为佛教作出的最大贡献是撰写一部记述北魏时期（495-535）洛阳佛教寺院兴衰的《洛阳伽蓝记》。这本书以洛阳寺院为纲目，广泛地涉及了当时社会政治、风俗习惯、人情风貌、地理沿革以及社会传闻等。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它不仅是一部北魏洛阳的佛教志，更是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为历代诸家著述所引用。杨衒之在《洛阳伽蓝记》中曾两次记录了菩提达摩的行迹。一是永宁寺，二是修梵寺。

　　永宁寺为北魏孝明帝灵太后胡氏于熙平元年（516）所建。是洛阳规模最大的一所寺院。佛殿中有丈八金像1躯、中长金像10躯、绣球像3躯、金织成像3躯、玉像2躯。有僧房楼观1000余间。最为宏伟的要数寺中的九层浮图，高90丈，上有金刹，复高10丈，合计高达1000尺。远离京城百里之外就能看到。塔上有金宝瓶，11重承露金盘。还有130个金铎和5400枚金铃。高风永夜，宝铎和鸣，铿锵之声，闻及10余里。杨衒之尝与河南尹胡孝世共同登临寺内的宝塔。《洛阳伽蓝记》记述达摩登临永宁寺时之情景：“见金盘炫日，光照云表，宝铎含风，响出天外，歌咏赞叹，实是神功”。达摩说：“我年150岁，历涉诸国，靡不周遍，而此寺精丽，阎浮所无也。极佛境界，亦未有此！口唱南无，合掌连日”。这几句语言可谓是极珍贵的史料：一、可知达摩时年150岁，且历游诸国。由此可以推算菩提达摩约出生于公元370年（即东晋太和五年）前后。二、达摩历经的诸国中，都没有像洛阳城的这所永宁寺。也说明我国北魏时期佛教之兴盛。

　　《洛阳伽蓝记》中所记菩提达摩所到的第二寺院是洛阳青阳门内御道北的修梵寺。寺内雕墙峻宇，比屋连甍，亦是名寺也。修梵寺有金刚，鸠鸽不入，鸟雀不栖。菩提达摩赞叹说：“得其真相也。”

　　值得特别提出的是：《洛阳伽蓝记》还详细地记载了北魏神龟元年（518）西行取经的宋云、惠生所写的《宋云、惠生西行记》的史实。宋云、惠生是受北魏王朝指派，以“使者”的身份去印度取经求法。经历10多个国家。所到之处均受到隆重的接待和欢迎。回国时，带回大乘佛经170部，摹写了犍陀罗佛图之仪状大小，详记了天竺佛迹佛塔之方位所在，对于当时佛教在中原内地的发展、佛典翻译以及犍陀罗佛教造像、雕刻、绘画艺术的传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宋云、惠生还各自撰写一本记载西行见闻的书籍。宋云写《魏国以西十一国事》1卷，惠生写《惠生行传》也是1卷。这两部行记经历唐、宋时期还流传于世，迄后皆失散不见。所幸这两本书的内容均被杨衒之进行综合记录和整理，以题为《宋云、惠生使西域》，素食，编入《洛阳伽蓝记》中，成为后世研究中西交通史、佛教史的极其宝贵的参考史料。 （徐金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