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学院毕业后，我带着一包表示我渊博知识和良好口才的奖状证书，到一个小镇当上了神父。我精心准备着给教民们的每一次布道，我要让他们知道我简历中的辉煌记载是名符其实的。
    我拥有的教学条件简陋，专职神父仅我一人，好多事情需要教民们帮忙。维拉斯就是教堂的热心人，他50多岁，身强力壮，是一个干体力活的工人。他对教堂的大小事务都特别关心，经常主动义务帮工。
    一个星期一的晚上，我将维拉斯请到教堂一起商量即将举行的圣公会的筹备方案，很迟我们才分手回家。我刚跨入家门，电话就响了，是维拉斯。他回到家后，发现他的妻子倒在厨房的地上，已经死了。这天晚上他们还在一起共进晚餐的———她精神很好，并看不出有什么不适，没有想到竟然会突然去了。我得去看维拉斯，这也是我的工作。
    我步行往维拉斯家走去，这不只是他家离我的住所不远，而且，素食，我需要有时间考虑一下，到了那里，我说什么？我做什么？我对他能有什么帮助？这不同于准备一次布道，因为准备布道我有时间也有书籍可以参考。维拉斯刚刚还和我在一起谈笑风生，而现在他的妻子，他的伴侣与挚爱，也是他的孩子们的母亲，死了。虽然作为神父，在这种时候出现，是我的工作，但我真的不知道说什么好。
    所以整个晚上几乎都处于这种手足无措的状态之中，我始终缄默无言。验尸的医生来了走了，尸体整容了运走了。我和维拉斯在起居室里一坐就是几个小时，默默无语，两个人谁也不说话。期间我只是例行公事般念了几句祷告词。我第一次遇到生离死别的事情，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我回家的时候天已经亮了。我颓丧极了：一个神职人员在别人遭受失去亲人的痛苦时，竟然袖手旁观无能为力，我为此感到自责。
    两年以后，我接到调令，要去另一所教堂担任神父。得知我要离开的消息后，许多教民前来与我道别。在这些人当中，我见到了维拉斯。他握住我的手，泪流满面，说；“罗伯特，没有你，那晚我肯定挺不过来。”
    当然，我很快能明白他说的“那晚”指的是什么事情，但我不明白为什么那晚没有我他就“挺不过来”。那个晚上我明明是那么无用，那么无能，什么也做不了，也就是那个晚上我痛苦地认识到我的语言是多么苍白，力量是多么渺小，既不能让死者复生，又不能让生者感到慰藉。但是，对于维拉斯来说，那晚正是由于有了我，他才“挺”了过来。为什么同样的事，我们却有不同的记忆？
    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因此我们可能阻止不了不幸的降临；但我们只要努力去“做人”，便能生成一种无限的力量，它能穿透心灵，润物无声，洒下一片希望的阳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