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来物种入侵有多方面因素，但让很多热爱动物的善良人没想到的是，民间私自放生、随意抛弃观赏性水生动物，已经成为许多“外来客”进入黄河的主要渠道之一，给生态环境本就十分脆弱、土著鱼类极度濒危的黄河水生生态系统，带来了巨大的生态风险。
　　
　　黄河下游河段和河口地区，生态系统复杂而多样，水生生物丰富且独具特色。然而，山东省淡水水产研究所资源与环境室2013年的调查结果显示，外来的杂交鲤、镜鲤、锦鲫、杂交鲟、革胡子鲶已定居黄河下游河道，外来的巴西龟、克氏原螯虾（小龙虾）、牛蛙等在山东鄄城至东阿河段的渔获物中，也占了较大比例，外来鳄龟等更是频繁出现在山东高青至垦利段水域，而放生就是“幕后推手”之一。
　　
　　盲目“放生”的巨大悖论
　　
　　据史籍记载，春秋战国时期已经有放生之事，但是直到佛教传入中国，特别是“六道轮回”的说法被人们普遍接受之后，放生才成为中国民间的一种普遍风气，并延续至今。
　　
　　然而，在专业人士眼中，放生却造就了一个巨大的悖论：一方面，放生者希望通过放生的方式，实现不杀生的目的；另一方面，违反生态学规律的放生，恰恰很难实现这个目的。
　　
　　关于盲目放生的危害，大家容易想到的是，很多放生的动物长期被人工饲养，已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野外生存能力，这时候“放生”往往就意味着“杀生”，好心却办了坏事。比如，笼鸟在放生后因为缺乏飞行能力和觅食能力，常常很快死亡。而放生的鱼类和其他水生动物，因为不适应水温、水质的变化，死亡率也非常高。
　　
　　考虑到放生家养动物有如此明显的问题，一些商贩就从野外捕捉野生动物，在市场上出售，诱使放生者购买放生，形成“捕—售—放”的灰色产业链。这种“放生产业链”对野生动物的危害很大，对一些原本已经因为人类活动而濒危的野生动物来说，是雪上加霜。另一些本来没有贸易价值的野生动物，也因为有了“放生”的价值而遭殃。这些被折腾后放生的野生动物，存活率同样很低，特别是在放生地的生境和原产地差别巨大的时候，就更是如此。
　　
　　这样看来，似乎放生的问题主要是“死”的问题——起不到让放生的动物在野外继续存活的效果。然而，如果放生的动物都能活下来，又会造成新的问题，甚至比“死”的问题更严重。
　　
　　因为，一些被放生的动物，携带有病原体，比如鸟类可能携带有禽流感病毒，放生后，如果它们存活下来，这些病原体可能和当地野生动物携带的病原体相互杂交，产生毒性较大的新类型。这不仅会在野生动物种群中传播，甚至可能转变为新型人类传染病。更重要的是，盲目放生的动物，有可能在放生地造成生物入侵，破坏当地的生物多样性。
　　
　　福寿螺和红耳龟的故事
　　
　　中国是世界上遭受生物入侵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每年中国都因外来入侵种产生上千亿元的经济损失。在这些造成严重危害的外来入侵种中，福寿螺和红耳龟正是两种典型的因放生而入侵的物种。

　　福寿螺原产于南美洲的亚马孙河流域，1980年被引入台湾，1981年由一位巴西籍华人引入广东，1984年起被广泛养殖。养殖福寿螺本来是为了食用，但因为它口感不好，又因为养殖过度，利润不高，一些养殖户后来就放弃了养殖。但是，他们没有把这些弃养的福寿螺全部杀死，而是把它们放生，直接排入天然水体，这样就造成福寿螺广泛入侵南方多处淡水环境，不仅与当地水生动物争夺资源，还成为稻田、荷塘的大害。凡福寿螺较多的稻田，水稻必然大幅减产。另外，福寿螺会咬食水生植物，影响荷花生长。
　　
　　红耳龟因放生而入侵的经历就更为典型了。虽然它又被叫做“巴西龟”，但原产地在北美洲的密西西比河流域等地。红耳龟于1987年首次引入中国，20世纪90年代更是大量引入，开始主要作为宠物，现在是常见的放生种类。
　　
　　红耳龟活动能力强，食性杂，繁殖速度快，进入天然水体之后，它会侵占大量生存资源，排挤本地龟类，久而久之造成生态系统退化，因此它与福寿螺均被列入世界最危险的100种入侵种名单中。
　　
　　值得注意的是，生物入侵是不分国界的。比如原产中国东部的淡水鱼，就可能入侵到云南、新疆等西部省区，造成当地本土鱼类资源的萎缩，甚至灭绝。因此，在西部这些省区，不仅不应放生非国产鱼类，连国产的草鱼、鲤鱼、鲢鱼之类也应在禁止之列。
　　
　　如果把生物入侵的概念扩大一些，那么盲目放生还可能造成以下两种危害。
　　
　　入侵的物种虽然在本地也有野生，但是大量放生导致其数量过多，结果同样造成生态系统失衡。比如大量放生黑鱼（乌鳢）、鲇鱼等肉食性鱼类，会危害到其他鱼类和水生生物的生存。
　　
　　来自其他地方的入侵个体携带的基因，会污染本地种群的基因，造成本地种群遗传多样性的损害。比如在鲤鱼种质资源比较优秀的地方，放生鲤鱼就可能造成杂交，造成本地鲤鱼品质的退化。总之，如果放生的动物造成了生物入侵，就后果而言，“活”可能比“死”更可怕！
　　
　　各种生灵和谐共处是最大的放生
　　
　　考虑到放生早已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民间信仰，与其批评盲目放生者无知，不如想办法引导他们走上科学放生之路。首先，当然是要尽量说服放生者，不要把动物在眼前一时得到自由作为目的，而要把各种生灵的和谐共处作为目的。能够在认识上做出这样转变的人，一般也愿意了解补充科学放生的相关知识。
　　
　　怎样避免放生活动助长生物入侵？第一件应该做的，就是避免在没有专业指导的情况下放生。也许有人会觉得，只要不放生已经成为入侵种的非本土生物就行。但是甄别放生的动物属于什么种、是否本土种，并不是简单的事情。而且，即使是还没有被列入外来入侵物种名单的外来种，也可能有入侵风险。
　　
　　尽管生态学上专门有一套通过打分来评估外来种入侵风险的方法（比如繁殖迅速的物种打分就高，等等），但这些方法也并非完全可靠，被判为低入侵风险的物种仍然可能造成严重危害。更何况，即使是本国、本地种，如果跨生态区域放生，或是过度放生，也可能造成生物入侵问题。考虑到这些复杂情况，有心的放生者应该养成没有专业指导就绝不擅自放生的习惯。
　　
　　与寺庙合作合法放生
　　
　　专业性最强的“放生”，大概要算野生动物保护中的“动物复健”措施了。动物复健在形式上也是把动物放归大自然，而且欢迎公众参与。但是和一般的放生不同，动物复健放归的动物，首先必须是因受伤等原因必须得到人工救治的本土野生动物；其次，在放归之前需要做很长时间的治疗和护理；再次，是否能够放归还要进行严格评估，放归的时机也须慎重选择。正是动物复健这些必要但“很麻烦很累”的步骤，保证了放归的动物不仅没有入侵的风险，而且能有最大的成活率。
　　
　　对一般人来说，素食，参与动物复健也许门槛太高，相比之下，渔业部门在“增殖放流”时邀请放生者一同参与，是一个比较可行的办法。增殖放流是一种渔业措施，是将人工繁育的鱼苗等本土水生生物幼体放归天然水体，以补充、恢复和改善其天然种群状况的方法。
　　
　　由于渔业也是国民经济的重要产业，普通民众对水生生物的放生活动，是受到法规明确约束的。比如北京市就有一个名为《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办法》的地方法规，指出市内允许放生的水体、放生的水生生物品种和质量，由市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向社会公布；对于非法放生行为，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
　　
　　但是，只有惩戒式的法规并不能起到很好的规范效果，需要有关部门主动引导放生者从事合乎法规的水生生物放生。在这方面，广东省积累了有益的经验，比如广东省放生协会就在韶关市建立了粤北放生基地，将增殖放流与其他放生活动很好地结合在一起。
　　
　　另外，很多放生法会由佛教寺庙主持，通过与佛教寺庙沟通，普及科学放生知识，再由寺庙引导信众开展合理的放生活动，也是可行的办法。比如，北京的广化寺就与多家动物保护机构合作，大力提倡放生要合乎佛法本意，收到了比较好的效果。
　　
　　总之，引导规范放生其实有很多好办法，如果能完善相关的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相信放生行为对中国生物安全的危害，会得到有效控制。